我生来就不是一个听话的人。
三年疫情，我一针疫苗都没打。家人劝，朋友劝，村干部三天两头打电话来，我依然稳如泰山，礼貌而坚定地把电话挂掉。原因说来简单：我不信任科兴的疫苗，哪怕那位姓钟的专家把免疫率吹得比天还高，我依旧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怀疑者。
后来疫情越来越荒诞，把整个中国逼进了某种卡夫卡式的噩梦。每天排队核酸，最夸张的时候六小时一次，神州大地到处上演真实的人祸——封楼导致火灾，整栋楼的人被烧死；大巴连夜转运，整车人在途中死去；单身母亲被隔离，幼儿在家中被活活饿死。这些还只是侥幸被曝光的，更多的以”维稳”的名义压了下去。行政管理直接导致的死亡，至今无人敢统计，更无人敢提。
于是我也不再听话，不再去做核酸。进公司大楼，就拿一个模拟绿码的APP对着物业扫一眼。每次展示那个假绿码，我都像个蹩脚的小偷，心跳加速，生怕被人识破。好在每次都有惊无险，平安过关。
中国历史的叙事权，从来就不在个人手里。
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，如今的官方历史会告诉你：那是人民自愿绝育的。那些被掐死的孩子，是母亲自愿动手的。计生官员把孩子卖给外国人，是为国家创汇，符合政策，功德无量。
现在疫情过去才两年，官方已经开始修改记忆：疫苗是自愿打的，核酸是自愿做的，从来没有人逼过你，你干嘛那么敏感？
两千年前，修长城累死埋进城墙里的冤魂，就算到了地府，怕也找不到地方喊冤。那些小鬼会翻出秦朝的史书，笑着说：你看，你们都是自愿去修长城的，又没有人拿刀逼你，对不对？
后人若要研究这三年的历史，真实的资料早就被有心人销毁了，就像三年大饥荒的历史一样，是不能见人的。留下来的，大约只有八个字：
新冠三年，民不聊生。
还好，也有一些不听话的人，在尝试记录这段历史。作家方方写了《武汉日记》，导演娄烨拍了《一部未完成的电影》，我的朋友渚碧写了一个童话，叫《国王与跳蚤》。
不听话的人，总是少数。但历史最后记得的，往往也是他们。